这个时期中国和南海交通,也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乃至于波斯湾那边更远地方的交流,并不是仅见于文字记载,而是有考古发现作为实物证据的。我们在前面几次提到的西方的玻璃器皿,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今天是可以对这些玻璃器皿进行分析的,中国古代也有做玻璃的技术,但是它的化学成分和来自地中海东岸、埃及的玻璃不同,样式和形制也不同。所以我们判断,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很多玻璃器是来自西方的,它们的化学成分和样式等因素让这一点无可争议。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我们传统的说法主要是从陆路,实际上不一定,现在有些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系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天竺之间已经有海路相通了,所以有很多中外的佛教僧人都是搭商人的船到达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出发航行。前文提到过的《法显传》记录了法显沿陆上的丝绸之路到印度,然后又从海上的丝绸之路回国的所见所闻。法显搭着商船,曾经到过耶婆提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一带,在那里还住了五个月,后来又搭一艘船回国。南朝的时候,中天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师叫求那跋陀罗,他也是通过坐船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