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此，则佛氏之本来面目与良知，同佛氏之“常惺惺”，即常不失本来之面目与格物致知，同至其谓佛氏之不思善、不思恶为有自私自利之心者，于次项当评论之。以佛教之所由起，在于解脱生死故也。读者于右之问答，潜心而玩索之，则王禅之根据，殆无所异，不已彰明皎着耶。
王禅之不合
阳明闻武宗将遣使迎佛骨，上疏谏曰：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冥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楫。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利涉，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远之具，岂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谏迎佛疏》）
阳明之为此言，诚无可非者。夫儒学者，虞以来二千有余年，之间为政治之基础，人心风俗之标准。今武宗欲弃之，而用佛教以治天下。其事之不可，易于观火，阳明之极谏宜也。今将略述儒学与佛教兴起之所由，以明其同异，则阳明斥佛之当否，概可见矣。唐虞之世，民物简易。上有尧舜视民如子，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所惟日孜孜者，在于安民而已。而研求安民之道，则为儒学。故儒学之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即谓儒学为政治学无不可也。至于三代儒学为政治之根本，其地位其任务皆无所变，与尧舜时无异。而尧舜之遗训在儒学中，万代而不可易，不特为政治之准则而已。即人民相守之道德，亦皆本于儒学。战国之世，陵迟衰微矣，然政治与道德犹未分离。诸侯士大夫间，其思想犹因袭于先代，言政治者，必以唐虞三代为则，其观念久而弥笃及乎。民众渐繁，交通渐广，非复如古代。地旷人稀，天然之物足供人之所求，而无所歉也。情移势易，而古代之政治道德，有不可行于今日者，古先圣王之遗训非可。即为政治之准则，而儒学遂稍稍与政治不复一致。于是儒学对于政治有特别之位置研究之者，称为儒者。受特别之待遇以后，儒学遂与政治分离。有特别之道德上之价值。然其为政治之良，轨范则无稍殊。于昔历代帝王皆服，膺之以驯。致于今日，是则儒学于政治上之价值，为中国所特有。平治天下，参赞化育之道，舍儒学外无复他求。儒学兴起之所由，盖在于是此。由于历史及习惯所造而成，然则欲以佛教代儒者诚为必不可能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