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三个重大转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理论奠基到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李大钊到郭沫若,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二个转折,是唯物史观在局部地区传播到在全国范围传播,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三个转折,是从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简单化、绝对化的缺陷中走出来,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对于这后一个转折,可以以1979年理论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为界标,黎澍对此做了很透彻的阐述。他写道:“一九七九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对于“重大意义的发展”,黎澍列举了如下三条。第一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第二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第三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收获,还表现在通过双百方针的贯彻,学术空气渐见活跃,科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从而大大调动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为历史研究工作实现重点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431]黎澍所概括的这三条,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学上的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里程碑。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界才有可能积极开展关于史学自身在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l982年,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的题记中,详细地讲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学理指导下的一门课程,不应当同前者混同起来[432]。这一思想的变化过程,自与思想解放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多种史学概论著作出版,有些就属于此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