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以积极衬托消极。如苏格兰S．R．Crockett 所做的《The Stickit Minister》兄弟两人，做兄的尽力种田，把家产变卖了培植兄弟；到他兄弟做了医学博士，竟把老兄置之不问了。此种材料，若叫中国人来做小说，必把乃弟描摹得不堪言状，末了再加上个“人之无良，一至于此”的批语； Crockett却只写乃兄的如何劳苦，身体如何衰弱，心地如何忠厚；其“画龙点睛”处，仅有“乃兄耕田疲乏时，引领遥望，见乃弟骑骏马，挥鞭由阡陌间驰过”一语。又英人Ella Higginson 所作的《Mrs Risley'sChristmas Dinner》本来说一个不孝的女儿的，然而他不说女儿的如何如何不孝，却把母亲的如何衰老，如何孤苦，如何牵记女儿，描摹得委宛动人，呼之欲出；结尾说母亲有了如此好心，女儿竟不回来；是一篇文章，完全翻了个身，句句不骂女儿，却句句骂在女儿身上了。此等反衬文笔，感人最深，又全无流弊，做通俗小说，最宜取法。
第三是以消极打消消极。如俄人 Leo Tolstoy 所作的《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need？》是用滑稽笔法，——以后面的消极，打消正面的消极，——促动大地主的反省，正合代数学中“负与负乘，所得为正 ”的一句话。此种方法，当描摹正面的消极时，最宜自有分寸；否则“现形记”“黑幕”诸书，末段何尝不有一番自己打消自己的话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