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阶层，与物质性生产相对立，文化似乎逐渐与物质实践脱离，成为精神性的形式。如弗朗西斯·培根就强调文化是对“心智的栽培与施肥”,阿诺德则认为，“文化是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彻底的、无私的对于完美的研究，文化对人心是内在的，对整个社会是普遍的，文化是所有让人产生美和价值的力量之和谐”①。文化的政治性体现在神学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束缚，而物质性的文化生产随着广大劳动者的具体实践则隐藏于下层社会，在被否认的情形下顽强地生长着，寻求着自己的突破。随着物质性文化生产的边缘化，文化主体主要被规定为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而广大人民群众则被排除于文化的主体之外，也成为文化解放的“盲点”,他们被精英主义者蔑称为“群氓”。这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物质性活动低下和精神高扬，从而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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