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尽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的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而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莫茨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见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肌肉象挑夫一般的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鲍尔纳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节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象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作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的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去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